你好，敦煌

      提到常书鸿，许多人尊敬地称他为“敦煌守护神”。而常书鸿自己，则自称为“敦煌痴人”。
      因为这份痴，留学法国的常书鸿放弃了在巴黎艺术界的大好前途，因为在旧书摊上无意看到的一部《敦煌图录》而彻底改变了对西方艺术的看法，毅然回国，立志前往敦煌这座中国最瑰丽的艺术宝库。
　　因为这份痴，常书鸿在困难重重的境地中毅然担负起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顶着高特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奉献一生的敦煌之行”。
　　也正是因为这份痴，常书鸿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守护敦煌40余年。在20世纪40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初创时期和以后的岁月里，常书鸿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措施，使后人得以见到敦煌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敦煌莫高窟的常书鸿故居里，仍保留着他在敦煌时的全部家当：一方土炕，一盏油灯，两张简陋的书桌，几把残破的板凳，一架掏进墙壁的土书架，还有简单的炊具……到敦煌莫高窟后的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从河滩红柳丛中折来的枝干；迎接他们的是通宵的风沙。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常书鸿虽“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古人多。”这就是常书鸿在当时所面临处境下的心境写照。
　　常书鸿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他经历过很多严峻甚至痛苦的坎坷：敦煌研究所一度被国民党政府解散；同事们纷纷离开，最少的时候只有他和两个工人驻守敦煌；妻子因不堪忍受敦煌生活的艰苦生活，选择了弃家而去……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却凭着对敦煌的热爱和责任坚守到底，“虽九死而不悔”。
　　在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常书鸿组织维护石窟，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他还组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临摹方针，并将莫高窟的洞窟系统重新编号。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才方面不断加强培养，吸收了一大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经过40多年艰苦卓绝的工作，终于建立了中国对敦煌的系统研究和保护。直到1982年，常书鸿才举家入北京。
　　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能够得遇常书鸿这样的守护人，却不能不说是敦煌之大幸，中国艺术之大幸。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如是评价常书鸿：“筚路蓝缕，厥功致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1994年，常书鸿病逝于北京。他的故乡在½南西子湖畔，但他却要求把自己葬在敦煌，葬在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地方。正如他的女儿、我国著名工艺美术教育家常沙娜所说：“他是把敦煌作为维系他生命所在的故乡来看待的。”
　　曾经，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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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健荣 发表于2003年2月20日《酒泉日报》
      提起常沙娜，许多敦煌人都感到亲切，因为她不仅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美术教育家，而且是著名敦煌学专家、敦煌研究院前院长常书鸿的女儿。半个多世纪前，在 敦煌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创建初期最艰苦的日子里，常沙娜就跟随父亲在敦煌莫高窟生活、学习，亲身经历了保护莫高窟，研究敦煌艺术的艰辛波折，成为敦 煌研究所创建初期最早的见证人之一。
      1927年，常书鸿赴法国留学，10年间在艺术之都巴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当他发现了祖国的敦煌艺术后，便立即决定回国学习敦煌艺术。1943年初，常书鸿带着妻子陈芝秀、12岁的女儿常沙娜和召集来的工作人员踏上西行之路，风餐露宿地来到了地处大漠戈壁的敦煌莫高窟。
      上世纪40年代初的敦煌莫高窟一片破败和萧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那时候，莫高窟风吹沙扬，没有电灯，没有蔬菜，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用品，但父亲和随行的工作人员完全被洞窟里那些恢宏磅礴、细腻生动的壁画和雕塑陶醉了。大 家战风沙、筑围墙、种草种树、查看洞窟内容、编号，点着煤油灯临摹。一边潜心研究敦煌艺术，一边战天斗地地改造莫高窟的生活环境。
      在莫高窟生活的那些年，常沙娜在父亲的教育下，也深深地受到敦煌艺术的熏陶感染，这为她今后的艺术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常沙娜说：“在敦煌的生活，对我今后的发展影响很大，我在美国波斯顿留学，回国参与亚太会议礼品设计，首都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其中就有敦煌艺术风格，以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一讲也是敦煌的东西，我始终走不出敦煌情结。”受敦煌艺术的熏陶，受父亲的感染，常沙娜在艺术之路上茁壮成长起来。1943年，父亲和她在兰州首次举行了父女敦煌画展，引起了轰动，许多人对小沙娜的敦 煌临摹作品惊叹不已。一名叫叶丽华的美国女教师执意要带小沙娜到美国留学，接受正规的艺术教育。1948年秋天，在这位慧眼识才的美国女教师的再三恳请 下，父亲终于同意了常沙娜留学美国。
      常沙娜记得那年的九月份，父亲带着弟弟为她送行。父亲还为她买了一只随身携带的牛皮小箱子，并亲自用油画笔在箱子上写了“常沙娜”三个字。在离开敦煌的那一瞬间，常沙娜突然发现站在九层大佛殿前的父亲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许多，才45岁，一头浓发已经发白，背也有些驼了。
      常沙娜说：“和父亲在敦煌的那段日子，对我的一生真是太重要了，可以说是敦煌，是父亲影响了我的一生。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在国外留学，还是回国参加工 作，敦煌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地方!虽然我现在已是七十岁的人了，但我还要继续为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弘扬敦煌文化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