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号窟，位于16号大窟甬道的北侧，是座高约l．6米、宽约2.7米的小石室。原为唐代河西僧洪英和尚的禅窟。900多年前，当时莫高窟的僧人，把近千年存放在莫高窟寺院的经书、绣像、日常文牍和各种书籍全搬进这座石窟内存放起来，然后封闭洞口，抹上泥皮，画上壁画，使人无法发现这一秘密。900多年后
，正是由于这座小石窟的发现，震惊了中外，使敦煌成为世界文化界注目的地方。
藏经洞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本世纪初，湖北麻城人王圆录因生活所迫出家当了道士几经转折来到敦煌，成了莫高窟下寺的住持。别看他身材短小，目光呆滞，却颇有心计，对宗教极为虔诚。当时千佛洞已荒芜百年，有的洞窟被流沙掩埋。他四处募捐，当手头宽余之后，雇人清除了16窟甬道中的积沙，然后又雇了一个姓杨的专门抄写经文。
本地夏季天气炎热。杨某见16窟甬道内清凉爽人，便将桌案放在那里，伏案抄写经文。每当抄写疲惫时，用芨芨草杆点火吸旱烟解乏。经常把燃烧剩下的草杆插入墙缝，以便取用。一天，他吸完旱烟后，又把草杆插入墙缝，谁知越插越深，竟然一直向里插了进去。用手一敲，墙壁发出空声。杨某感到非常奇怪，立即把此事告诉了王道士。王道上急忙来到墙壁前，敲击数次，内空无疑。俩人合力铲去泥皮，显出一个用土块封砌的小门。搬开土块，除去泥皮，竟是座小石窟。里面的经卷、佛幡、铜像和文书不计其数，堆满石窟。这天，正好是1900年5月26日。一个被埋没了长达950年之久的神秘的洞窟发现了！王道土根本不知道，他用枯瘦、颤抖的双手打开了一个轰动世界、震惊中外的小石室–藏经洞！
王道士弄不明白，室内的这么多东西为何存放在这里？觉得此事非常蹊跷，便邀请县城内的富绅人士前来观看。但都不懂室内物件的贵重价值，还以为是神物，不可轻易流失。使第二次将洞门封闭起来。
时隔不久，新到任的敦煌县令汪宗翰对古物颇有知识，闻知此事后，遂令王道上取出部分写经、画像察看。首次评价这些经卷是极有价值的古代遗物，并把珍贵遗物当作结交的”礼品”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当时的甘肃学台叶昌炽是苏州人，知识渊博，对古物颇有研究。汪宗翰送给他宋朝乾德六年（公元968年）的水月观音画像一幅和写经两卷，叶昌炽见此珍品，认为价值连城，是稀世之宝。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将敦煌的全部古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但一算运费要五六千两银子，无法筹办，只好下令敦煌县把这些古物原地封存。这样，王道士遵命又第三次封闭了藏经洞。
虽然藏经洞又用土块泥巴封闭起来了，但敦煌莫高窟有珍贵文物的消息却难以封闭，在新疆、兰州、北京等地很快地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秘。于是，在祖国西部地区频繁出没、探险寻定的外国专家学者们，把莫高窟作为重点探寻的目标，闻讯而来。
从此，莫高窟在朔风中颤栗，藏经洞在痛苦中呻吟。而来敦煌的外国人都满载而归，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
藏经洞的发现，使敦煌再度辉煌，但为敦煌文物招来了祸灾！
敦煌最早的先民是谁？他们为什么来到这块土地？这是许多对敦煌有兴趣的人常常提出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感觉到遗传基因的重要性，所以更喜欢追根溯源。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承者是人，关注某地区的文化自然会关注某地区的先民，这是必然的。
其实，和现代人一样，大多数人都并不喜欢偏僻的荒野，偶尔玩玩可以，长期居住大多不愿意。到偏僻山野长期生存的人，大多出于无奈。敦煌最早的先民更是出于无奈，被迫来到这块土地上的。
大约距今四千多年前，即尧、舜、禹的传说时代，各部族之间，相互掠夺财富和人口的战争经常发生。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形势下，各亲近部落自然结成部落联盟。尧、舜、禹作为中原部落联盟最强大的首领，则经常对周围弱小部落发动征服性战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征服就有反征服。如何对付被征服部族的反抗也就成了征服者的一大难道。流放，是其对付被征服者的办法之一。
据《尚书》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其中的”三苗”，即是曾经生活在长江流域”彭蠡之波”、”洞庭之水”的三苗部族，由于在与中原部落的战争中遭遇失败，却又不服，时时反抗，”为政不善”，故被舜、禹先后放逐之。
就这样，战败的三苗族一部分成员作为”四凶”之一，从江淮地区被押解到偏僻荒凉的大西北，放逐到河西敦煌一带。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亦为敦煌历史谱写了崭新的一页。
和大多数地区的居民一样，敦煌的居民成分也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战国至秦时期，活动在敦煌一带的人主要是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在这些种族中，以月氏最强大。原居住在敦煌的羌戎族，被”并于月氏”，而塞种胡和乌孙，或被”遂往葱岭南奔”，或”亡走匈奴”。\西汉时期，出于扼守河西，开发西域的战略需要，西汉王朝不断向敦煌大量移民，实行”屯田戍边”的政策。屯田组织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的主要劳动力是戍卒和士兵，民屯的主要劳动力是田卒和移民。大量的移民中，有一些是因犯罪而贬谪徙边的世家豪族，也有普通的贫民和罪犯。如据史书记载，武帝晚年，发生太子叛乱，后来，随太子叛乱的兵士、将领、官吏，便都被流放到敦煌。
由此可见，西汉时的敦煌，聚集着来自中国各地的军人、犯人和亡命之徒，这使我们重新想起”窜三苗于三危”的故事，好像历史在不断地重演。实际上，各朝各代的一些”奸猾吏民”，正是社会中最有活力和生气的一批人，他们不安于现状，勇者”奋而思斗”，智者”静而思谋”，于是被作为危险份子发配边地开垦荒地，抵御外敌。这种情况在近、当代也经常出现，可曾记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是有大量的右派和反革命份子被押送往新疆等地劳动改造吗？
在敦煌历史上，曾有许多民族在这里居住或活动过，如匈奴、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族，不过，长期以来，陆陆续续从中原等地区迁徒而来的内地民族则一直是敦煌居民的主要成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当然，这些迁徒而来的人们中，并非全是流放者，也有大量随军扩疆的家属或戍边而留下的兵士将领，还有许多因战乱或其它原因到此避难的各阶层人们，更有因历代王朝采取屯田垦荒等徙民实边政策而来的一批批移民。
”移民”的性质，深深地给敦煌历代居民有意识或潜意识地打上了”外来”的烙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不安分守纪的人们，一定会在这块孤悬西陲的土地上，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