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敦煌

张芝，字伯英，东汉著名的书法家，最善草书，时称“草圣”。据《敦煌名族志》记：他本为前汉司隶校尉清河张襄的后裔，后襄子西迁敦煌，子孙世居敦煌县城北府，故又号”北府张”。
张芝出身宦门，父亲张奂曾任东汉封疆大吏，一生为官清廉，不畏权贵，这对张芝”少有操节”的性格是有直接影响的。
张芝年轻时勤学上进，酷爱读书，时人认为他以后不是”文宗”就是”将表”。当朝太尉和地方官吏累次征召，让他出来做官，他都拒而不就，故有”张有道”之称。他一生潜心书法，确实下过一番苦功：”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染翰，水为之黑。”唐写本《沙州图经》记载：在唐开元四年九月，敦煌县令赵智本，曾根据史料所记在敦煌”县城东北一里效谷府东南五十步”传说为”张芝墨池”的地方，掘得”一石砚，长二尺，阔一尺五寸。”可见，张芝临池学书的事当是传有所据的。
张芝的书法，精劲绝妙，行、隶见长，尤精草书，其书体一笔到底，连缀不断，气脉通联，好比惊蛇入草，飞鸟入林，古人谓之”一笔飞白。”张芝的书法，与当时著名书法家罗叔景、张元嗣并称，被当时人们称为”草圣”。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推崇说：”汉魏书迹，独钟（繇）张（芝）两家。”他的书迹保存在《淳化阁帖》里有五帖，其中《秋凉平善帖》可以说是张草的典范，为世所宝。他并著有《笔心论》，今已佚。
张芝的兄弟张昶，字文舒，也善草书，又极工八分书（汉隶的别名）。时人称为”亚圣”。张昶书有《西岳华山堂阙碑铭》至今传世。

      提到常书鸿，许多人尊敬地称他为“敦煌守护神”。而常书鸿自己，则自称为“敦煌痴人”。
      因为这份痴，留学法国的常书鸿放弃了在巴黎艺术界的大好前途，因为在旧书摊上无意看到的一部《敦煌图录》而彻底改变了对西方艺术的看法，毅然回国，立志前往敦煌这座中国最瑰丽的艺术宝库。
　　因为这份痴，常书鸿在困难重重的境地中毅然担负起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顶着高特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奉献一生的敦煌之行”。
　　也正是因为这份痴，常书鸿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守护敦煌40余年。在20世纪40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初创时期和以后的岁月里，常书鸿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措施，使后人得以见到敦煌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敦煌莫高窟的常书鸿故居里，仍保留着他在敦煌时的全部家当：一方土炕，一盏油灯，两张简陋的书桌，几把残破的板凳，一架掏进墙壁的土书架，还有简单的炊具……到敦煌莫高窟后的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从河滩红柳丛中折来的枝干；迎接他们的是通宵的风沙。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常书鸿虽“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古人多。”这就是常书鸿在当时所面临处境下的心境写照。
　　常书鸿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他经历过很多严峻甚至痛苦的坎坷：敦煌研究所一度被国民党政府解散；同事们纷纷离开，最少的时候只有他和两个工人驻守敦煌；妻子因不堪忍受敦煌生活的艰苦生活，选择了弃家而去……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却凭着对敦煌的热爱和责任坚守到底，“虽九死而不悔”。
　　在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常书鸿组织维护石窟，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他还组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临摹方针，并将莫高窟的洞窟系统重新编号。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才方面不断加强培养，吸收了一大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经过40多年艰苦卓绝的工作，终于建立了中国对敦煌的系统研究和保护。直到1982年，常书鸿才举家入北京。
　　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能够得遇常书鸿这样的守护人，却不能不说是敦煌之大幸，中国艺术之大幸。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如是评价常书鸿：“筚路蓝缕，厥功致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1994年，常书鸿病逝于北京。他的故乡在½南西子湖畔，但他却要求把自己葬在敦煌，葬在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地方。正如他的女儿、我国著名工艺美术教育家常沙娜所说：“他是把敦煌作为维系他生命所在的故乡来看待的。”
　　曾经，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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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8月生于四川绵阳，1945年9月毕业于成都国立艺专国画专业，在甘肃省兰州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组工作。
1946年7月调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任考古组代组长，助理研究员，1947—1950年临摹莫高窟第254窟《尸毗王本生故事》、158窟《各国王子举哀图》巨幅作品等数十幅。
195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敦煌文物研究所代理所长，1952年率团赴玉门油田举办“敦煌艺术展”，主持参加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画的整窟临摹工作。
1954年参加莫高窟唐代图案的临摹，并被聘为副研究员。1955年完成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的研究性复原临摹和194窟《帝王图》等壁画的临摹。
1956年主持参加榆林第25窟整窟壁画的临摹工作，撰写《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一文，刊登于《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一期。1966年之前所临摹的敦煌壁画还有莫高窟第263窟北魏的《降魔变》、420窟隋代的《西域商队》、407窟的《三兔飞天藻井》和唐代的《飞天》等及与他人合作临摹各时期的敦煌壁画作品共300余幅。文革期间遭迫害，1969年下放敦煌农村劳动，1972年回所工作，后赴扬州指导鉴真纪念堂“鉴真东渡”壁画的设计、创作工作。
1976年主持编撰大型画册《敦煌彩塑》并撰写《敦煌彩塑艺术》一文，于197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表《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一文刊登于《文物》1979年第2期。
1979—1983年当选为第四届甘肃省政协委员，组织敦煌学研究专稿，并为《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号撰写《形象的历史—谈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一文。
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1981年任甘肃省文联理事、省美协副主席，参加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的编撰工作，并撰写了《早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晚期的莫高窟艺术》等四篇文章。1981年倡导、创办《敦煌研究》并任主编，撰写《敦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代发刊词》、《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发表于1983年创刊号，策划、参与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一书的编辑工作，并为此撰写《十六国、北魏时期的敦煌石窟》、《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两篇文章。1982年4月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全国美协会员，随“中国文物工作友好访问团”赴日参加“中国敦煌壁画展”的开幕式并做演讲，发表了《论敦煌壁画的风格特点与艺术成就》的文章。
1983—1993年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副会长，率“敦煌壁画展览代表团”赴法，在巴黎自然博物馆举办了“敦煌艺术摹品展览”，还应邀参加了“法中敦煌学学术报告会”，发表《略论莫高窟第249窟壁画内容和艺术》一文。1984年任《敦煌学大词典》副总编；同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任院长、省工艺美术学会顾问。1985年任省社科联副主席，被评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工作者。1986年任甘肃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名誉主席、省美学研究会顾问。主编和组织参于出版的书有《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上下）·敦煌彩塑》三卷本，《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文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敦煌壁画》十卷本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金奖，《中国壁画全集·敦煌》之5、6、9卷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金奖；《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论文集》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铜奖，《敦煌石窟艺术》丛书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铜奖；《敦煌壁画故事》少儿连环画获“冰心儿童文学提名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敦煌石窟艺术》丛书三十卷获美术出版物特别奖；《敦煌石窟艺术·榆林窟第25窟》、《敦煌研究文集》等画册与论文集、大型画册《敦煌》、《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一卷本等，组织和主办了数届“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1986年被聘为东京艺术大学名誉教授，1993年被日本创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98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至今。2006年获“中国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2007年获“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

方健荣 发表于2003年2月20日《酒泉日报》
      提起常沙娜，许多敦煌人都感到亲切，因为她不仅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美术教育家，而且是著名敦煌学专家、敦煌研究院前院长常书鸿的女儿。半个多世纪前，在 敦煌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创建初期最艰苦的日子里，常沙娜就跟随父亲在敦煌莫高窟生活、学习，亲身经历了保护莫高窟，研究敦煌艺术的艰辛波折，成为敦 煌研究所创建初期最早的见证人之一。
      1927年，常书鸿赴法国留学，10年间在艺术之都巴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当他发现了祖国的敦煌艺术后，便立即决定回国学习敦煌艺术。1943年初，常书鸿带着妻子陈芝秀、12岁的女儿常沙娜和召集来的工作人员踏上西行之路，风餐露宿地来到了地处大漠戈壁的敦煌莫高窟。
      上世纪40年代初的敦煌莫高窟一片破败和萧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那时候，莫高窟风吹沙扬，没有电灯，没有蔬菜，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用品，但父亲和随行的工作人员完全被洞窟里那些恢宏磅礴、细腻生动的壁画和雕塑陶醉了。大 家战风沙、筑围墙、种草种树、查看洞窟内容、编号，点着煤油灯临摹。一边潜心研究敦煌艺术，一边战天斗地地改造莫高窟的生活环境。
      在莫高窟生活的那些年，常沙娜在父亲的教育下，也深深地受到敦煌艺术的熏陶感染，这为她今后的艺术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常沙娜说：“在敦煌的生活，对我今后的发展影响很大，我在美国波斯顿留学，回国参与亚太会议礼品设计，首都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其中就有敦煌艺术风格，以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一讲也是敦煌的东西，我始终走不出敦煌情结。”受敦煌艺术的熏陶，受父亲的感染，常沙娜在艺术之路上茁壮成长起来。1943年，父亲和她在兰州首次举行了父女敦煌画展，引起了轰动，许多人对小沙娜的敦 煌临摹作品惊叹不已。一名叫叶丽华的美国女教师执意要带小沙娜到美国留学，接受正规的艺术教育。1948年秋天，在这位慧眼识才的美国女教师的再三恳请 下，父亲终于同意了常沙娜留学美国。
      常沙娜记得那年的九月份，父亲带着弟弟为她送行。父亲还为她买了一只随身携带的牛皮小箱子，并亲自用油画笔在箱子上写了“常沙娜”三个字。在离开敦煌的那一瞬间，常沙娜突然发现站在九层大佛殿前的父亲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许多，才45岁，一头浓发已经发白，背也有些驼了。
      常沙娜说：“和父亲在敦煌的那段日子，对我的一生真是太重要了，可以说是敦煌，是父亲影响了我的一生。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在国外留学，还是回国参加工 作，敦煌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地方!虽然我现在已是七十岁的人了，但我还要继续为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弘扬敦煌文化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