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敦煌

　敦煌莫高窟实行参观预约制，游客前往参观必须提前申请登记，否则将不予接待。这一节制客流、保护文物的举措，应当受到欢迎。
　　文物保护不易，保护好壁画文物更为困难。开凿于公元四世纪的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现有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由于长期处于干燥少雨的环境，它才能将距今千余年的壁画保存下来。可是，近年来参观游客年逾60万人，严重过量的客流使洞窟长期处于酸性气体腐蚀环境，加速了壁画、塑像等文物的变色、褪色和起甲，给文物带来严重的污染。从2000年起，敦煌研究院就对参观游客实行窟内分流，将开放的50个洞窟划分为8条参观路线，但还不足以消除大量游客涌入给文物带来的损害。
　　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著名的名胜古迹地也同样发生。每年上千万人到北京故宫参观，古老的紫禁城不堪重负，地砖破碎、石质风化，古建筑彩画褪色，金顶变暗。去年，故宫博物院已采取在旅游旺季提高参观门票价格的办法，控制参观人流。
　　敦煌研究院、故宫博物院把文物及其原生环境的保护放在主要位置，采取主动性保护措施，值得称道；他们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在自身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主动放弃一些门票收入，坚持“保护为主”，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更值得赞扬。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是我国文物工作的基本准则。敦煌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在确保文物安全和永久保存的前提下，正确发挥文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对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值得效法。“五一”旅游黄金周在即，期望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能支持有关单位采取有效措施，改变超负荷接待的状况，遏制一切滥用文物的行为，为文物保护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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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号窟，位于16号大窟甬道的北侧，是座高约l．6米、宽约2.7米的小石室。原为唐代河西僧洪英和尚的禅窟。900多年前，当时莫高窟的僧人，把近千年存放在莫高窟寺院的经书、绣像、日常文牍和各种书籍全搬进这座石窟内存放起来，然后封闭洞口，抹上泥皮，画上壁画，使人无法发现这一秘密。900多年后
，正是由于这座小石窟的发现，震惊了中外，使敦煌成为世界文化界注目的地方。
    藏经洞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本世纪初，湖北麻城人王圆录因生活所迫出家当了道士几经转折来到敦煌，成了莫高窟下寺的住持。别看他身材短小，目光呆滞，却颇有心计，对宗教极为虔诚。当时千佛洞已荒芜百年，有的洞窟被流沙掩埋。他四处募捐，当手头宽余之后，雇人清除了16窟甬道中的积沙，然后又雇了一个姓杨的专门抄写经文。
    本地夏季天气炎热。杨某见16窟甬道内清凉爽人，便将桌案放在那里，伏案抄写经文。每当抄写疲惫时，用芨芨草杆点火吸旱烟解乏。经常把燃烧剩下的草杆插入墙缝，以便取用。一天，他吸完旱烟后，又把草杆插入墙缝，谁知越插越深，竟然一直向里插了进去。用手一敲，墙壁发出空声。杨某感到非常奇怪，立即把此事告诉了王道士。王道上急忙来到墙壁前，敲击数次，内空无疑。俩人合力铲去泥皮，显出一个用土块封砌的小门。搬开土块，除去泥皮，竟是座小石窟。里面的经卷、佛幡、铜像和文书不计其数，堆满石窟。这天，正好是1900年5月26日。一个被埋没了长达950年之久的神秘的洞窟发现了！王道土根本不知道，他用枯瘦、颤抖的双手打开了一个轰动世界、震惊中外的小石室–藏经洞！
    王道士弄不明白，室内的这么多东西为何存放在这里？觉得此事非常蹊跷，便邀请县城内的富绅人士前来观看。但都不懂室内物件的贵重价值，还以为是神物，不可轻易流失。使第二次将洞门封闭起来。
    时隔不久，新到任的敦煌县令汪宗翰对古物颇有知识，闻知此事后，遂令王道上取出部分写经、画像察看。首次评价这些经卷是极有价值的古代遗物，并把珍贵遗物当作结交的”礼品”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当时的甘肃学台叶昌炽是苏州人，知识渊博，对古物颇有研究。汪宗翰送给他宋朝乾德六年（公元968年）的水月观音画像一幅和写经两卷，叶昌炽见此珍品，认为价值连城，是稀世之宝。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将敦煌的全部古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但一算运费要五六千两银子，无法筹办，只好下令敦煌县把这些古物原地封存。这样，王道士遵命又第三次封闭了藏经洞。
    虽然藏经洞又用土块泥巴封闭起来了，但敦煌莫高窟有珍贵文物的消息却难以封闭，在新疆、兰州、北京等地很快地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秘。于是，在祖国西部地区频繁出没、探险寻定的外国专家学者们，把莫高窟作为重点探寻的目标，闻讯而来。
    从此，莫高窟在朔风中颤栗，藏经洞在痛苦中呻吟。而来敦煌的外国人都满载而归，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
    藏经洞的发现，使敦煌再度辉煌，但为敦煌文物招来了祸灾！

    敦煌最早的先民是谁？他们为什么来到这块土地？这是许多对敦煌有兴趣的人常常提出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感觉到遗传基因的重要性，所以更喜欢追根溯源。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承者是人，关注某地区的文化自然会关注某地区的先民，这是必然的。
    其实，和现代人一样，大多数人都并不喜欢偏僻的荒野，偶尔玩玩可以，长期居住大多不愿意。到偏僻山野长期生存的人，大多出于无奈。敦煌最早的先民更是出于无奈，被迫来到这块土地上的。
    大约距今四千多年前，即尧、舜、禹的传说时代，各部族之间，相互掠夺财富和人口的战争经常发生。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形势下，各亲近部落自然结成部落联盟。尧、舜、禹作为中原部落联盟最强大的首领，则经常对周围弱小部落发动征服性战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征服就有反征服。如何对付被征服部族的反抗也就成了征服者的一大难道。流放，是其对付被征服者的办法之一。
    据《尚书》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其中的”三苗”，即是曾经生活在长江流域”彭蠡之波”、”洞庭之水”的三苗部族，由于在与中原部落的战争中遭遇失败，却又不服，时时反抗，”为政不善”，故被舜、禹先后放逐之。
    就这样，战败的三苗族一部分成员作为”四凶”之一，从江淮地区被押解到偏僻荒凉的大西北，放逐到河西敦煌一带。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亦为敦煌历史谱写了崭新的一页。
    和大多数地区的居民一样，敦煌的居民成分也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战国至秦时期，活动在敦煌一带的人主要是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在这些种族中，以月氏最强大。原居住在敦煌的羌戎族，被”并于月氏”，而塞种胡和乌孙，或被”遂往葱岭南奔”，或”亡走匈奴”。\西汉时期，出于扼守河西，开发西域的战略需要，西汉王朝不断向敦煌大量移民，实行”屯田戍边”的政策。屯田组织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的主要劳动力是戍卒和士兵，民屯的主要劳动力是田卒和移民。大量的移民中，有一些是因犯罪而贬谪徙边的世家豪族，也有普通的贫民和罪犯。如据史书记载，武帝晚年，发生太子叛乱，后来，随太子叛乱的兵士、将领、官吏，便都被流放到敦煌。
    由此可见，西汉时的敦煌，聚集着来自中国各地的军人、犯人和亡命之徒，这使我们重新想起”窜三苗于三危”的故事，好像历史在不断地重演。实际上，各朝各代的一些”奸猾吏民”，正是社会中最有活力和生气的一批人，他们不安于现状，勇者”奋而思斗”，智者”静而思谋”，于是被作为危险份子发配边地开垦荒地，抵御外敌。这种情况在近、当代也经常出现，可曾记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是有大量的右派和反革命份子被押送往新疆等地劳动改造吗？
    在敦煌历史上，曾有许多民族在这里居住或活动过，如匈奴、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族，不过，长期以来，陆陆续续从中原等地区迁徒而来的内地民族则一直是敦煌居民的主要成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当然，这些迁徒而来的人们中，并非全是流放者，也有大量随军扩疆的家属或戍边而留下的兵士将领，还有许多因战乱或其它原因到此避难的各阶层人们，更有因历代王朝采取屯田垦荒等徙民实边政策而来的一批批移民。
    ”移民”的性质，深深地给敦煌历代居民有意识或潜意识地打上了”外来”的烙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不安分守纪的人们，一定会在这块孤悬西陲的土地上，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奇迹。

　 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到来，近日，敦煌市在鸣沙山月牙泉举行了”爱敦煌、迎奥运，青少年千人爬山滑沙”活动，千余名中小学生爬上鸣沙山西山，同时从山顶滑下，鸣声随即响起，初如丝竹管弦，继若钟聲和鸣，进而金鼓齐鸣，轰鸣声不绝于耳，如同飞机从空中掠过，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市环保局监测人员现场进行了监测，鸣沙山沙鸣最大声值83.0分贝，平均声值79.8分贝。

　 鸣沙山沙鸣有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相传这里原本水草丰茂，有位汉代将军率军西征，一夜遭敌军偷袭，正当两军厮杀之际，大风骤起，刮起漫天黄沙，把两军人马全部埋入沙中，以后每逢有人从山上滑下，就会听见黄沙的鸣叫，犹如鼓角军乐之声。现在，普遍认同的成因说有三种：静电发声说，即带有石声晶体的沙粒相互摩擦产生静电放电发生。摩擦发声说，干燥炎热沙粒摩擦发出声响。共鸣放大说，沙峰所围沟谷导致声响共鸣。总之，较为可能形成沙鸣的方法是：炎热气候，人数众多，坡陡沟壑。

　 近日，在由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世界杰出华商大会组委会主办的“第三届杰出华商大会财富领袖论坛暨第七届外交官之春”大会上，敦煌市入选“2008中国魅力中小城市”。
　 本次会议所开展的“2008中国魅力中小城市”评选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我国中小城市发展，表彰在“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小城市，向世界推介我国中小城市外商投资魅力。评选主要根据最新的八大经济区域划分法，从一个城市的现有招商引资力度、政府招商成果、城市环境建设、地区市场规模、地区消费能力、财富增长潜力、经济活跃程度、政府保障实力、基础设施环境九个方面进行考察。敦煌市以优良的招商引资软硬件环境、整洁靓丽的城市形象、强势发展的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以及活跃的经济氛围和良好的城市功能等优势，入选“2008中国魅力中小城市”县市级行列。

樊锦诗，196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之后一头扎到敦煌莫高窟“淘金”。45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女变成了满头银发的老者，但是研究敦煌、发扬国学的壮心未改。
　　5月28日下午，在主楼接待厅，这位身材瘦小、穿着朴素的敦煌研究院院长专程从敦煌赶到清华，为清华师生揭开了敦煌莫高窟神秘的面纱——她的到来为“清华论坛”开辟了两个第一：她是清华论坛开讲以来的首位女主讲人；她的演讲使“清华论坛”首次有了人文科学的主讲题材。丰富的图片资料，专业而通俗的讲解，对瑰丽的敦煌的痴迷，整场讲座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听众在这位敦煌学大家的指引下进入了忘我的境界，跟随她神游奥妙无穷的敦煌。
　　此次讲座是“清华论坛”的第十三讲，樊锦诗带来的题目为“丝绸之路与敦煌莫高窟艺术”。她首先用一组壮丽的敦煌周边的景色带领观众走进了敦煌。敦煌，虽然其涵义众说纷纭，不过现在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是“敦煌”为少数民族语词的音译。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有一条东起中国长安，西到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并连接、延伸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漫漫长路，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敦煌正是在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上，而且敦煌历来是兵家战略要塞，同时是重要的商业贸易、中西文化交汇之处，同时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孕育了伟大的莫高窟。
　　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据记载，一位德行高超的和尚柱杖西游至此，见千佛闪耀，心有所悟，于是，凿下第一个石窟。从十六国到元朝，石窟的开凿一直“叮叮当当”响了十个朝代、一千多年。如今，莫高窟经过风沙侵蚀仍保存着十个朝代的750多个洞窟，窟内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三千余身和唐宋窟檐木构建筑五座。除此之外，还有藏经洞发现的四、五万件手写本文献及各种文物，其中有上千件绢画、版画、刺绣和大量书法作品。樊锦诗说，敦煌莫高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历史延续最悠久的、保存相对完好的历史遗迹之一，也代表了我国在4—14世纪中国佛教的最高成就。
　　随后，樊锦诗主讲了莫高窟几种有代表性的石窟，如供僧人修行的禅窟，供人礼拜的殿堂窟、受到中原寺庙建筑风格影响的佛坛窟、供奉大型泥胎佛像的大像窟等，介绍了佛像、菩萨、弟子、天王等为主的彩塑。她说：“敦煌的艺术是综合的艺术。在彩塑中，绘画跟雕塑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唐朝的彩塑，形神兼备，个性鲜明，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随即，樊锦诗又讲解了尊像画、释迦牟尼的故事画、神怪画、经变画、佛教东传故事画等壁画类型。她一边放映逼真的图片，一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令全场观众凝神屏息专注观看。
　　在谈到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艺术和科技价值时，樊锦诗说，营建敦煌莫高窟的人都是世家大族，也有周围的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在正史上很少有记载。莫高窟里有成千上万的供养人（石窟的捐资营造者）像和有关他们的记载，还有当时经济、社会、军事、体育、建筑、文化等等多方面的图画和文字记载，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莫高窟中的画作不仅形态多姿多彩，而且体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还表现了舞蹈、演奏等多种的艺术形式，艺术水平极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美术史；在莫高窟的壁画和文字记载中，还有当时的农耕、铠甲、车船等多种科学技术的体现，也具有很高的科技价值。
　　论坛的最后，樊锦诗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敦煌学的研究，将自己的心得总结为三点：敦煌是文化的宝库，不仅有物质文化，还有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在敦煌莫高窟中，佛教始终是他的主题，但是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就一直与儒家文化互相融合，本土化和世俗化；莫高窟中体现的佛教的艺术兼收并蓄，不仅有中国本土的，还有罗马、希腊和印度等国的，这表明中国的佛教在不断地吸收其他国家文化的营养，不断在创造。
　　樊锦诗还回答了现场师生的提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学勤教授主持了此次论坛。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钱易院士出席了论坛。
　
樊锦诗简介：
樊锦诗，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到敦煌研究院工作至今。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历任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研究方向为石窟保护与管理、石窟考古。先后主持和参与完成了榆林窟加固工程、《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莫高窟游客承载量及开放对策研究》、《敦煌石窟的保护与利用》、《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等多个项目；撰写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敦煌?3?北周卷》、《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等专著，主持编写了《敦煌石窟全集》（专题分类全集）26卷、《敦煌石窟》10卷、《中国敦煌》、《敦煌?真实与虚拟》，并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从莫高窟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等数十篇论文。

张芝，字伯英，东汉著名的书法家，最善草书，时称“草圣”。据《敦煌名族志》记：他本为前汉司隶校尉清河张襄的后裔，后襄子西迁敦煌，子孙世居敦煌县城北府，故又号”北府张”。
张芝出身宦门，父亲张奂曾任东汉封疆大吏，一生为官清廉，不畏权贵，这对张芝”少有操节”的性格是有直接影响的。
张芝年轻时勤学上进，酷爱读书，时人认为他以后不是”文宗”就是”将表”。当朝太尉和地方官吏累次征召，让他出来做官，他都拒而不就，故有”张有道”之称。他一生潜心书法，确实下过一番苦功：”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染翰，水为之黑。”唐写本《沙州图经》记载：在唐开元四年九月，敦煌县令赵智本，曾根据史料所记在敦煌”县城东北一里效谷府东南五十步”传说为”张芝墨池”的地方，掘得”一石砚，长二尺，阔一尺五寸。”可见，张芝临池学书的事当是传有所据的。
张芝的书法，精劲绝妙，行、隶见长，尤精草书，其书体一笔到底，连缀不断，气脉通联，好比惊蛇入草，飞鸟入林，古人谓之”一笔飞白。”张芝的书法，与当时著名书法家罗叔景、张元嗣并称，被当时人们称为”草圣”。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推崇说：”汉魏书迹，独钟（繇）张（芝）两家。”他的书迹保存在《淳化阁帖》里有五帖，其中《秋凉平善帖》可以说是张草的典范，为世所宝。他并著有《笔心论》，今已佚。
张芝的兄弟张昶，字文舒，也善草书，又极工八分书（汉隶的别名）。时人称为”亚圣”。张昶书有《西岳华山堂阙碑铭》至今传世。

      提到常书鸿，许多人尊敬地称他为“敦煌守护神”。而常书鸿自己，则自称为“敦煌痴人”。
      因为这份痴，留学法国的常书鸿放弃了在巴黎艺术界的大好前途，因为在旧书摊上无意看到的一部《敦煌图录》而彻底改变了对西方艺术的看法，毅然回国，立志前往敦煌这座中国最瑰丽的艺术宝库。
　　因为这份痴，常书鸿在困难重重的境地中毅然担负起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顶着高特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奉献一生的敦煌之行”。
　　也正是因为这份痴，常书鸿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守护敦煌40余年。在20世纪40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初创时期和以后的岁月里，常书鸿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措施，使后人得以见到敦煌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敦煌莫高窟的常书鸿故居里，仍保留着他在敦煌时的全部家当：一方土炕，一盏油灯，两张简陋的书桌，几把残破的板凳，一架掏进墙壁的土书架，还有简单的炊具……到敦煌莫高窟后的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从河滩红柳丛中折来的枝干；迎接他们的是通宵的风沙。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常书鸿虽“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古人多。”这就是常书鸿在当时所面临处境下的心境写照。
　　常书鸿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他经历过很多严峻甚至痛苦的坎坷：敦煌研究所一度被国民党政府解散；同事们纷纷离开，最少的时候只有他和两个工人驻守敦煌；妻子因不堪忍受敦煌生活的艰苦生活，选择了弃家而去……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却凭着对敦煌的热爱和责任坚守到底，“虽九死而不悔”。
　　在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常书鸿组织维护石窟，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他还组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临摹方针，并将莫高窟的洞窟系统重新编号。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才方面不断加强培养，吸收了一大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经过40多年艰苦卓绝的工作，终于建立了中国对敦煌的系统研究和保护。直到1982年，常书鸿才举家入北京。
　　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能够得遇常书鸿这样的守护人，却不能不说是敦煌之大幸，中国艺术之大幸。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如是评价常书鸿：“筚路蓝缕，厥功致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1994年，常书鸿病逝于北京。他的故乡在½南西子湖畔，但他却要求把自己葬在敦煌，葬在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地方。正如他的女儿、我国著名工艺美术教育家常沙娜所说：“他是把敦煌作为维系他生命所在的故乡来看待的。”
　　曾经，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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