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常书鸿，许多人尊敬地称他为“敦煌守护神”。而常书鸿自己，则自称为“敦煌痴人”。
因为这份痴，留学法国的常书鸿放弃了在巴黎艺术界的大好前途，因为在旧书摊上无意看到的一部《敦煌图录》而彻底改变了对西方艺术的看法，毅然回国，立志前往敦煌这座中国最瑰丽的艺术宝库。
因为这份痴，常书鸿在困难重重的境地中毅然担负起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顶着高特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奉献一生的敦煌之行”。
也正是因为这份痴，常书鸿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守护敦煌40余年。在20世纪40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初创时期和以后的岁月里，常书鸿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措施，使后人得以见到敦煌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敦煌莫高窟的常书鸿故居里，仍保留着他在敦煌时的全部家当：一方土炕，一盏油灯，两张简陋的书桌，几把残破的板凳，一架掏进墙壁的土书架，还有简单的炊具……到敦煌莫高窟后的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从河滩红柳丛中折来的枝干；迎接他们的是通宵的风沙。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常书鸿虽“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古人多。”这就是常书鸿在当时所面临处境下的心境写照。
常书鸿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他经历过很多严峻甚至痛苦的坎坷：敦煌研究所一度被国民党政府解散；同事们纷纷离开，最少的时候只有他和两个工人驻守敦煌；妻子因不堪忍受敦煌生活的艰苦生活，选择了弃家而去……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却凭着对敦煌的热爱和责任坚守到底，“虽九死而不悔”。
在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常书鸿组织维护石窟，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他还组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临摹方针，并将莫高窟的洞窟系统重新编号。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才方面不断加强培养，吸收了一大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经过40多年艰苦卓绝的工作，终于建立了中国对敦煌的系统研究和保护。直到1982年，常书鸿才举家入北京。
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能够得遇常书鸿这样的守护人，却不能不说是敦煌之大幸，中国艺术之大幸。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如是评价常书鸿：“筚路蓝缕，厥功致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1994年，常书鸿病逝于北京。他的故乡在½南西子湖畔，但他却要求把自己葬在敦煌，葬在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地方。正如他的女儿、我国著名工艺美术教育家常沙娜所说：“他是把敦煌作为维系他生命所在的故乡来看待的。”
曾经，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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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真正的敦煌守护神，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敦煌，这样的人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
是的，他确实把一生的献给了敦煌。
还有段文杰、樊锦诗等。。。。